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门作出《决定》，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的意义，将载入世界政治文明史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具有经济学科群和法学学科群的综合优势，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重要平台、重镇，学校及时组织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在学习宣传、研究、阐释上下功夫。充分体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具有很高的政治站位和很强的使命担当。
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学习四中全会精神，需要更多地从学理层面深入理解，我以为需要深刻理解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下面，我就自己初步的学习体会，尝试着讲五点认识：
坚持实践观点，坚定制度自信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识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背景下增强制度自信，使我们更加具有客观事实和历史逻辑支撑的底气。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关于这“两个奇迹”我们可以看看基本数据和基本结论。
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4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改革开放之前，1952年到1977年，年均增长6.1%。1949年至1951年，所统计的是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更高。无论是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还是同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及现在的俄罗斯相比，都能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1952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2美元，中国为48美元，印度的水平比中国高，到了2015年，印度人均1617.3美元，中国人均7989.7美元，印度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 1992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八，中国排名第十，到了2015年，中国排名第二，俄罗斯排名第十二。
不仅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绝大部分年份实现了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在这70年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家国情怀，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活的中国老百姓，都具有家国相连的思想结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足以说明制度的比较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5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并专门就评价政治制度提出了八条标准，这次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就中国当代制度文明作出了系统回答，讲了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深刻认识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
学习四中全会精神，我们要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深刻认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深刻认识制度和治理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且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他还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矛盾运动理论的坚持和进一步阐发。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补充。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又说：“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还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历一定的时期就要崩溃；或者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但是很明显，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所以我们要学习四中全会精神，要深刻领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要完善发展制度体系，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要深刻认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深刻认识制度、治理体系、政党政治的内在联系
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决定》开宗明义讲“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党领导人民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效地治理国家，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体现，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对这段话，我们过去更多地理解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认为还应该从新型的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认识。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普遍的治理方式，世界上除了个数君主制国家和政教合一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政党是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为凝聚新兴阶级力量所出现的政治组织，最早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近代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诞生的，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议会政治框架内，为了竞选而形成的政治派别。
因此，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具有明显优势，在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深刻认识法治体系在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决定》在讲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之后，紧接着讲“法治体系”，这说明法治体系在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从法的本质和治国、执政方式两个方面来深刻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是对法的本质的揭示，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法学革命性的标志。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实质上就是人民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这些“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深刻认识经济治理体系的特色与优势
首先，经济治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决定》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第二，经济治理优势体现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决定》在讲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时，第四条专门讲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内容中，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第三，经济治理优势体现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上。在阐述政府治理体系时，讲到了“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第四，经济治理优势体现在分配体制上，《决定》在讲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首次讲了第三次分配。
经济治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是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经济之“治”，正在探索破解世界性难题：把政府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能够体现公平；作为后发国家，在解决“短缺”之后，致力于超越“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