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张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摘要：当今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有何不同?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没有发生变化?其矛盾危机何在?如何反抗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哈维、伍德、福斯特、詹姆逊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传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解答。他们立足资本批判的精神和方法，揭露了新帝国主义的实质，考察了帝国主义剥削机制的新变化，剖析了新帝国主义引发的新的矛盾和危机，并对抵抗全球资本霸权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开辟了“资本—空间”“资本—生态”“资本—文化”的批判路径，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回应了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当代价值的质疑，从而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继续推行资本霸权的全球拓展，帝国主义非但没有终结，而是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批判重新进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视野中。围绕当代帝国主义实践的新手段、新特征、新趋势、新危机等问题，西方左翼学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各种版本的新帝国主义批判话语。其中，以大卫·哈维、艾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左翼学者立足资本逻辑批判的立场，对文化同化、空间重组、生态掠夺、金融资本控制等新霸权机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揭露出新帝国主义继续延续了传统帝国主义剥削掠夺和殖民的本质。

一、对新帝国主义实质的揭露

由新帝国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使资本和市场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急剧扩张和强化。哈维、伍德、福斯特、詹姆逊通过对新帝国主义实质的揭露，指认出在自由、民主、多元、繁荣的全球化外衣的掩盖下，发达国家继续剥削和奴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着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第一，新帝国主义的产生根源。哈维、伍德、福斯特从资本逻辑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新帝国主义植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双重逻辑的辩证关系中。哈维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和不均衡地理发展，力图从资本积累的内在时空动力入手来探讨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权力的资本逻辑”强调的是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因此它主要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运行，也即资本家通过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来缓解过度积累危机。“权力的领土逻辑”强调的是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它是保障资本顺利扩张的暴力手段和机器。在两者的辩证运动中，权力的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资本积累不断扩张的要求必然推动政治力量的不断扩张和对领土的控制。

伍德虽然也是在经济—政治二元逻辑的分析框架中揭示新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本质，但她不同意哈维的上述观点。她通过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的比较分析，得出“资本主义有其独一无二的能力将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力量加以分离，而这一点，除了其他意义外，意味着资本的经济力量能够远远地超越任何现存的、可以想象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虽然新帝国主义主要依靠经济力量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脱离超经济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事实上，政治、法律和军事仍然是资本全球扩张所必须依赖的力量。

第二，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哈维认为，要确认新帝国主义到底“新”在何处?“就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循着过剩资本的轨迹去寻找与它们的吸收或贬值相联系的基于地理和领土的实践。”这一实践就是以“剥夺性积累”为主要手段而进行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剥夺和侵略。一方面，通过军事、经济、政治或文化手段打开其他国家大门，另一方面由金融机构、国家权力、华尔街—财政部—华盛顿的联盟通过再分配方式来掠夺财富。其一，通过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占有和控制全球空间。其二，通过推动全球金融化，使落后国家和地区以及广大民众沦为债务的奴隶。其三，通过不公正的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基地，而落后国家则继续承受着剥削和掠夺。其四，通过非对称性关系使财富的再分配不断由穷国流向富国，从边缘地区流向核心地区。可以看到，剥夺性积累导致的重要后果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起来，金融资本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远程控制以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实施着全球操控。

福斯特则将新帝国主义直接指认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对于自建立以来就在美洲大陆、北半球乃至全球进行扩张的美国而言，无论军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有所变化的不过是美国正在赤裸裸的推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无限扩张的勃勃野心。”在福斯特看来，如果说剥夺性积累还试图利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为自己遮丑，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促使其力图将自身打造为统治世界的全球霸主。正是基于世界局势的根本转变，美国的权力精英逐渐转向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先是对中东地区进行全面军事干预，接着是科索沃战争，再是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表明曾经作为旧帝国主义时代主要手段的军事武力威胁又开始在新帝国主义实践中活跃起来。

与福斯特所说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伍德、詹姆逊则认为，新帝国主义之“新”在于不再诉诸军事暴力手段。在伍德看来，新帝国主义主要依靠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新帝国主义通过制定商业贸易规则、建立金融体系、开放世界市场来实现资本扩张的目标。显然，相较于军事暴力手段，经济力量和市场法则隐蔽性强，使人们难以反抗，给人温情脉脉的假象。而詹姆逊则强调新帝国主义主要利用多元主义的文化策略侵入到地方文化中而施行着新的殖民。文化多元主义从表面上看是对各民族、各地方文化差异的尊重，强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同质化的文化就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所以要向全球进行兜售和推广，是为了使人们沉溺于追求消费享乐的生活，成为资本主义需要的消费者。可见，“‘多元主义’把帝国主义和统治的现象与商品化结构更为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

之所以不同学者对新帝国主义的“新”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新帝国主义开始的时间节点划分不一。伍德所要着力区分的是与非资本主义的古典帝国主义不同的资本帝国主义，因此她所称谓的新帝国主义是指二战之后的帝国主义，关注的是美国如何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市场法则来确立自身的全球经济霸权。哈维、詹姆逊则是从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方式和灵活积累体制的确立来探讨资本统治方式的改变，因此他们所研究的新帝国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如何借助新自由主义的金融体制、空间策略以及文化策略来转移经济危机，稳固霸权地位。福斯特所探讨的是美苏争霸结束之后的新帝国主义。因此，他关注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如何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重申自己的政治军事霸权地位。可以看到，当代帝国主义为巩固资本的全球霸权地位，依据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政策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追踪分析新帝国主义的最新变化，这样才能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和欺骗，进而抓住其本质。

二、对新帝国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剖析 

尽管新帝国主义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手段有效缓和了旧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和对抗，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使其在进行全球扩张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更加深刻、系统的困境和危机。哈维、福斯特、詹姆逊等人主要对以下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危机进行了剖析与反思。

第一，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悖论及金融危机。福斯特指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金融化重夺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在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金融资本获得了自由充分的发展，实现了金融产业的垄断化，进入到金融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虽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强大的货币支持，加速了资本流通，但由于虚拟资本没有社会劳动产品作为后盾，极易形成过度投机泡沫，酿成危机。对此，金融资本完全无化解之力，只能继续依靠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其结果是陷入“无休止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这就是金融资本的内在悖论，也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在哈维看来，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为不断扩大的过剩资本寻找出路，这导致资本日益向周转速度快，周转周期短的资产领域集中，迫使国家不断放松对金融的控制。无休止的虚拟资本扩张必然是以金融危机而告终。2008年金融危机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表明金融危机已经蔓延、转移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新帝国主义无法超越其内在困境和危机。

第二，空间修复、空间竞争及空间危机。空间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典型表征，旧帝国主义时代，残酷粗暴的地理空间侵占掠夺使帝国主义遭到了人道主义谴责与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这迫使新帝国主义逐渐转换为以空间生产、空间建构、空间重组等方式进行空间殖民。新的空间手段为资本积累的持续和扩大提供了强大而灵活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全球空间的破坏与摧毁，从而引发了空间危机。在哈维看来，空间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过度积累危机在空间修复作用下的危机的转换形式。为缓解过度积累危机，资本总是力求寻找新的积累空间，通过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过剩资本得到了暂时性吸收。但由于全球空间是有限的，不同资本家、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相互对立，各自追求自己的“空间修复”,为争夺更多劳动储备和自然资源的优质空间展开激烈竞争。“资本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并且确实利用了很多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空间权力。控制关键的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是一件重要的战略武器。”空间竞争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对自然空间的争夺以及新帝国主义凭借资本霸权对生态危机的空间转移使贫穷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开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次，对城市空间的争夺造成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当资本流入城市空间中，支撑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但固定的物质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资本的流动，这种空间惰性给空间结构的快速转换戴上了沉重枷锁，资本不得不抛弃原有空间而流向更加有利可图的新空间。城市空间随时处于贬值危机的风险中，经历着反复的破坏与重建。最后，对地方空间的渗透和建构肢解了地方共同体。地方共同体是基于人们长期共同的生活而自然形成的，相同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塑造了独特的地方性。然而，资本对地方空间的剥削性渗透打断了地方的自然历史进程，破坏了地方的独特性。通过跨国公司将地方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分工和市场体系，通过军事、文化、技术等多种手段监控和管辖地方，从而有意识地生产建构出符合资本主义模式的地方空间结构和地理景观。地方共同体的自主意识被剥夺，文化传统丧失，沦为新帝国主义的附属之地。可见，随着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策略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空间危机席卷所有自然和社会空间，最终演变为了全球危机。

第三，生态异化及生态危机。福斯特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通过对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考察，他提出了“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在他看来，由于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的途径和手段被资本逻辑所异化，从而打破了物质变换的正常循环，导致了生态异化。因此，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制度天生具有反生态、反地球、反人类的本性。福斯特进一步指出，随着金融帝国主义的出现，“它破坏了真正的生产与真正的财富，使所有自然物的使用价值、人类的福祉以及生命本身被侵蚀，导致了不断加重的社会—生态危机”。金融垄断资本不仅使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而且还使生态本身成为巩固和强化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从而出现了福斯特所谓的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一方面大肆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将生态废弃物、生态危机转移到落后国家中。落后国家生态系统的日益脆弱加深了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态双重依赖，从而强化了中心—边缘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然而，由于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的生态共同体，落后国家的生态危机必然会演化为全球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福斯特认为，我们人类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划时代危机”。

第四，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矛盾及文化危机。文化渗透与同化是帝国主义扩张和巩固资本霸权所惯用而又十分奏效的手段。新帝国主义借助文化多元主义策略和电子媒介大肆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造成了人类文化和生活经验的趋同化。詹姆逊指出，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悖论在于同质化以异质化的面目出现，异质化被用来服务于同质化。也就是说，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和接纳是为了实现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因此，资本主导的文化全球化所宣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多元发展只是虚假的表面现象，真相是人类文化差异性被破坏。新帝国主义的文化危机就是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理应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既是普遍的，也是地方的，只有彻底摆脱资本霸权，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才能真正推动全球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但在美国式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标准化的意识形态、标准化的消费方式的强势入侵下，绝大多数地方的文化都无法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要么被挤出去边缘化，要么被吸收和改变得面目全非。文化的民族差异和地域差异的抹平导致了民族文学和文化产业的衰落、文化生态丰富性的消失以及地方文化认同危机。

三、对反抗新帝国主义斗争道路的探索

新帝国主义不仅延续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通过资本全球化实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对全球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面对金融控制、文化殖民、地方渗透，各民族国家倾向于采取文化保护主义、地方性抵抗、原教旨主义运动等方式进行抵抗。在哈维、伍德、福斯特、詹姆逊等人看来，仅仅诉诸于文化和宗教传统，而不试图打破统一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世界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彻底推翻剥削和压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革命理论仍然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指南。为此，哈维、伍德、詹姆逊等人在革命主体、革命意识、革命策略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重塑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在哈维、伍德、詹姆逊等看来，反抗新帝国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如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抽象的“大众”,也不是后现代激进政治所诉诸的各种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而是现实存在着的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剥夺性积累将财富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手中，而将贫困和危机遗弃给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在此过程中，孕育和生产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因此，只有深受资本逻辑宰制和剥削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主体，正如伍德所说：“传统的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观点，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力量与利益的不同分析的有效挑战。”

虽然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却在新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益薄弱，趋于瓦解。詹姆逊从文化视角揭露了后现代超空间所导致的革命主体的迷失。资本主义凭借其所建构的庞大复杂的全球空间网络操控着沉迷于其中的人们，使每个人都深陷资本逻辑的宰制而浑然不知。为了帮助人们冲破分裂异质的超空间所制造的笼网，重新获得把握全球体系及其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的能力，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策略。通过认知图绘再现主体与其真实生存关系的状况，从而辨识出空间的同质化与碎片化的矛盾源于资本的总体化逻辑。无产阶级只有反抗资本总体化的统治，才能真正改变受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哈维则从地理角度阐述了新帝国主义的空间策略如何在地理上瓦解了全球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其一，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以及灵活多变的生产策略，使工厂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固在某一地理空间中，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队伍的不稳定；其二，在分散的生产空间上制造种族、性别、语言、宗教等差异，将统一的工人阶级分化成在地理上分裂的社群组织；其三，通过各种超/跨国家的国际组织故意制造各国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培育空间意识以对抗新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

第二，变革资本主义民主和权利体系。伍德、哈维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从资本霸权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经济制度，而且还需要变革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权利体系，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伍德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保障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作为超经济力量，它为资本霸权的全球拓展保驾护航。因此，反抗新帝国主义斗争要力图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真正统一。哈维则主张将反抗新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权利体系。在新自由主义权利体系所宣扬的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以及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的诱惑下，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遭受了新帝国主义的疯狂剥夺和残酷压榨。为让世界人民认清新自由主义权利体制的实质，哈维强调权利斗争的重要性，旨在通过权利斗争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腹地注入一套截然相反的权利价值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他提出了11项普遍权利,希望以此把全球受压迫的劳动者团结起来，投入到反新自由主义、反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斗争中。

第三，联合全球分散的反抗斗争。由于新帝国主义将资本霸权扩张至全球，反新帝国主义斗争就不只是哪一个被压迫国家或民族单一的斗争，而是全世界广大民众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因此，伍德、福斯特、哈维都强调要将全球不同层面的反抗力量动员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广泛的、联合的新国际主义运动。但他们三人关于联合的策略存在着较大差异。伍德认为联合的基础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通过政党和劳动组织夺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哈维认为伍德的观点会将各种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排除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外，不利于建立全球联合。由于当代资本积累的重心已经从扩大再生产领域转移到剥夺领域，这导致各种反抗运动将剥夺性积累视为首要矛盾。如果否认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有机联系，要么会削弱和限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要么就会使这些进步的运动倒退为后现代主义激进政治。因此，哈维主张各种地方性的反抗运动必须摆脱地域限制，从宏观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剥夺性积累与阶级斗争的辨证联系，从而建立起全球规模的联合斗争。福斯特则关注于如何将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和外围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一个新国际的成立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这种新国际主义需要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中心的人民创新出一种真正的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决裂的左翼文化；需要处于资本主义外围的人民破除对全球化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幻象和狂热，并在应对各种挑战时寻求最佳的方案；需要人们重新创造有效的、适当的组织和政治行动模式，以对抗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权力网络。”

四、理论评析与当代启示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对当今新帝国主义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批驳。认识和反思其理论贡献和局限，对于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都具有启示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运用与创新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逐渐忘却和放弃，由此使西方左派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困境。面对当今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哈维、詹姆逊、福斯特等人重启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从空间、文化、生态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第一，透过文化、地理、政治景观辨析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新景观层出不穷，跨国公司的建立、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开拓、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金融化浪潮、文化多元主义在全球轮番上演，使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高度繁荣、文明、民主、多元的世界，彻底告别了以殖民掠夺和地理扩张为标志的旧帝国主义时代。但在哈维、詹姆逊等人看来，世界之所以呈现出此番景观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革新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为克服福特主义僵化刻板的缺陷，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核心的弹性生产方式开始确立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当代帝国主义的任务不再是地理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为资本在全球的自由通行打开通道。经济合作、政治联盟、文化交流帮助帝国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内外界限，将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都纳入资本逻辑之中。正是立足于资本逻辑批判，这些西方左翼理论家们没有被形形色色的全球文化政治景观迷惑，而是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深入表象背后揭示出当代帝国主义剥削奴役的本质不仅没有发生改变，而且以更具隐蔽性的手段建立起了不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把握新帝国主义的总体化特征。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复杂结构的总体，帝国主义在推动和深化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进程中，也使自身的总体化趋势日益加强。显然，如果仅从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单一维度来分析批判当代帝国主义，是无法还原其真实面目的。因此，哈维、詹姆逊等都主张，将新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现实整体来进行研究。当代帝国主义基于资本的扩张逻辑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手段相互支撑、相互配合、互为动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有机整体。跨国公司的灵活弹性策略一方面极大促进了资本、货币、商品、劳动力的全球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削弱了劳工对抗资本的力量；全球金融化浪潮既满足了资本迅速流动的需求，又使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跨国资本手中；文化多元主义在帮助跨国公司迅速打开世界市场的同时确立起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新自由主义为全球化、金融化、私有化、世界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政策支持。可见，当前帝国主义统治机制已经覆盖到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社会等各个领域，其结果是资本的总体性统治得到空前加强。但也正是由于帝国主义是一个总体化的体系，其危机必然是一种系统性危机，解决了某一领域的危机又会制造出新的危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总体性统治力量，不能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拒绝和抛弃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总体解放目标仍然是我们与资本主义总体化相抗衡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第三，开辟了“资本—空间”“资本—生态”“资本—文化”三条批判路径。哈维创造性的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并以之来分析和批判新帝国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新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和空间统治根源于对过剩资本的吸收。过剩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不均衡地理分布塑造了一个等级化的全球空间结构体系，新帝国主义凭借剥夺性积累使不平等不公正的空间秩序更加深化和稳固，但同时也导致了空间危机、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福斯特则对新帝国主义展开了资本和生态的双重批判。他指认当今的帝国主义具有两大特征：金融帝国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为此，他一方面对金融垄断资本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另一方面阐释了帝国主义与生态的内在本质联系，强调要将“生态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现象而加以直接关注”。由此他提出的革命道路是把“革命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与“革命性变革的生态学”结合起来。詹姆逊则沿着“资本—文化”的批判路径，揭示了多元异质的全球文化背后所隐匿的同质化的资本逻辑。

第四，超越了新帝国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性。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逐步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注重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密切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这决定了它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作为其关注的中心问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促使这一理论倾向发展至极端，后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文化批判理论大行其道。他们取消了经济基础的根本地位，宣扬文化可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受其影响，一批西方左翼学者单纯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展开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萨义德、汤林森等揭露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着眼于文化本身大谈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抵抗文学和强调文化的多样化、差异性。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尽管揭露了笼罩在新帝国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霸权观念的丑恶外衣，但由于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拘泥于抽象的文化权利抗争，必然无法威胁和撼动资本霸权，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走向了各种文化决定论和后现代激进思潮。为走出理论困境，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开始进行反思，他们认识到，只有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进行总体批判，才能真正揭示新帝国主义的本质、总体运行机制、矛盾危机的根源，从而推翻新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哈维、伍德、詹姆逊、福斯特等人正是在思考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理论局限性中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他们认识到文化问题只不过是生产叙事所呈现的现象，文化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霸权的一个集中体现。詹姆逊没有像汤林森那样将文化全球化仅仅当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是深刻揭露了文化全球化背后的资本逻辑。哈维批评后殖民主义企图倚重于文本话语批判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进行彻底革命颠覆资本逻辑是不可能真正摧毁文化霸权主义的。可见，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来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詹姆逊、哈维等人才得以克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切中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二）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捍卫和发展

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范式是否还适用于新帝国主义批判?对于这一问题，伍德、哈维、福斯特等人以辩证的态度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的基本立场、原则、方法的同时，强调其无法解释当今帝国主义的一切新变化新发展，需要对其进行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一，捍卫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民族国家主体论。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过时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著的《帝国》。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前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主权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帝国主权。因此，列宁所描绘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走向“帝国”时代。对此，伍德予以了坚决的反对和批判。她指出，虽然当今资本的拓展早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域界限，但民族国家并没有衰落和消亡，恰恰相反，它作为超经济的强制力量还必须不断强化其功能。这是因为，民族国家在维持稳定社会秩序，制定实施政治法律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积累顺利进行方面，是跨国机构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因此，“资本绝不是比从前更少地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依赖性更强了，世界比从前更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强势崛起就是对伍德观点的有力证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仍然适用于解释新帝国主义实践。

第二，继承和完善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不平衡理论。不平衡理论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进程及其命运解释论证的重要支撑。列宁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造就了各国的不平衡发展，列宁围绕生产过剩、资本输出、国际贸易以及战争等问题揭露了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当今全球化时代，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再采取军事占领、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等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剥夺性积累、金融垄断、文化同化等手段，但不平衡发展的世界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哈维认为，列宁仅仅将不平衡发展视作资本积累的后果，而他认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不公正的全球等级结构既是实现资本积累所必须的，同时它也将资本积累带入更加不平衡、不稳定的危机之中，从而不断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垄断和金融资本批判理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当今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不仅没有丝毫减弱，而且在不断加强。尽管新自由主义声称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将为整个世界打开自由和公平竞争之门，而哈维却尖锐地指出，自由贸易并不会带来新的竞争，而仅仅是为垄断力量的扩展创造新的机会。这是因为在不公正的世界贸易体系中，资本主义既可以通过操纵国际组织或机构，也可以通过控制关键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等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自身的垄断权力。当今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作为缓解扩大再生产危机和推动资本自由流动的有效手段获得了空前扩张，取得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在帝国主义体系内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首先，金融资本的盛行一方面造成生产制造业的萎缩，在去工业化浪潮中遭到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使银行家、债权人等寄生食利者阶层迅速生长起来，权势日益强大。其次，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虚拟性带来了极高的风险和极大的不稳定，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最后，金融资本的抽象化加深了后现代主义的抽象，使人们处于一种分裂和瓦解的抽象存在状态。可以说，金融资本所衍生出的种种危机和后果表明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仍然适用于批判当代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哈维、伍德、詹姆逊、福斯特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当代帝国主义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当然，也应当承认，上述理论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之处。首先，哈维专注于从地理空间视角来构建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由于过分强调空间策略在新帝国主义霸权中的作用，忽视了从时间历史视角反思新帝国主义的历史结局。其次，伍德把新帝国主义进程中的经济力量和超经济力量视为相互独立的因素，这种割裂经济和政治的非辩证思维方式导致她在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问题上陷入“悖论”。最后，哈维、伍德、福斯特、詹姆逊等人在探索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和策略上或多或少的与后现代激进政治保持着某种暧昧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革命理论，这注定他们无法找到反抗新帝国主义的真正革命主体，他们所提出的反抗方案和策略只能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革命愿景。尽管存在着这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他们的理论探索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辨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实质，应对全球变局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抵制资本霸权，开辟新型全球化道路，重塑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具有重要现实启示。